主要的观点是
来源:    发布时间: 2018-09-10 09:52    次浏览   >

国内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权威、著名学者饶芃子教授认为,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中国经验”成为西方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与思想资源,正不断被引入学术领域。在新的语境下,我们如何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中加以审视、考察和研究,展示其世界性和“中国经验”结合的特性,从文化和美学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化、文学走向世界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将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跟世界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互动。

林雄:您是海外华文文学的权威专家,据您所知,海外的华人华侨他们是怎么看待广东的文化建设的?是否可以通过华文文学这个渠道,增进海外华人群体和广东的联系,提升我们的文学以及岭南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渗透力,发挥这个群体对家乡文化建设的独特作用?以华侨资源为依托,以海外华文文学为桥梁,最后我们要实现的目的是增强汉文化的感召力。

饶芃子:您说得很有道理,广东“西学东渐”的过程与“东学西渐”是同步的。正因如此,岭南文化中既有中原文化的深深烙印,也有所谓“百越土著”文化留下的痕迹,更有海外文明的长期浸润和滋养,“三位一体”,就是我们这个区域文化的最大特色。岭南文化以中原文化为底蕴,又以外来文化作为强有力的参照系,这使得广东人每当处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会习惯性地两面看,既不会全盘西化,也不会故步自封。广东人擅长于把中西两种文化进行折中,并“内化”为一种求实、上进、勇于革新的精神,进而转化为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康梁的“公车上书”、“改良维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以外国的经验为借鉴,是西方思想理念与中国国情实际相互磨合的结果,可以说是“亦中亦西”的。

饶芃子出生于古城潮州一个书香世家。她虽已年过七旬,依然乌发浓密,身轻步快,言谈之间吐字坚定,掷地有声,说到兴起之时更是神采飞扬。她还带博士生,并身兼数个学会的要职;工作之余,她还常常阅读海内外的文学作品,抽空观赏电影,和学生交流人生感悟。饶芃子的学生评价老师时最常使用的两个词便是“激情”与“活力”。而她自己有句名言———“我的人生最明媚的春光是在课堂上”。

饶芃子:现在世界有不少国家都成立了华文文学协会,有的国家还举办华文文学大赛。早在1988年,泰国《新中原报》和泰华作协就举办泰华文学金牌奖,还请我和台湾的柏杨任评委。入选作品中,有不少是广东移居泰国的作家创作的,从作品的题材、语言、风情民俗处处都能看到岭南文化的影子。当时我就发现从广东方言入手研究在东南亚的文学变异,是一个很好的课题,从中可以见证岭南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力。

林雄:那么就您的专业而言,您觉得海外华文文学可以在目前的文化建设工程中起到怎样的特殊作用?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岭南,大致是由三部分人来推动的:一部分是活跃于岭南的传教士,他们通过翻译经典,将中华文化传到西方;一部分是岭南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如容闳、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还有一部分是岭南移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他们去到哪里就把文化带到哪里。

饶芃子,女,1935年生于广东潮州,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暨南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学位委员会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是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三、第四届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第四、第五届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代表论著有《中西比较文艺学》、《比较诗学》、《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等12部,主编《中西戏剧比较教程》、《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等。

林雄:就是说,海外华文文学在创作和研究两个方面,都存在后续力的问题。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饶芃子的责任感还表现在她严谨的治学态度上,她特意将“海外华文文学”和“台港澳文学”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区别和说明:“台港澳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支,属于比较特殊的地域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则是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一脉,主要是指华人移民文学中的汉语文学,不是外传的中国文学,也不含华人移民的非母语文学。她还打了一个比方,“台港澳文学”好比“引桥”,初时内地学者大都是由关注台港澳文学开始,进而关注海外华文文学。

饶芃子:我一直认为广东历史上有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蕴含着巨大、尚未被充分开掘的潜力。据有关专家考证,徐闻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所以岭南自古就有与海外进行文化交流的传统。在广东人的人文性格当中,如敢为人先、开放务实、不玄虚、不空谈等特质,都与海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在明清两代,朝廷实行“海禁”政策,只有广州一个开放港口,使广东这种特殊的海洋区位的文化特色更为突出。

饶芃子:记得北大百年校庆时,饶宗颐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当前应有“文艺复兴”。他的意思是中国要发展,只靠经济不行,还应有新的“文化复兴”。2006年他90岁生日的时候,在香港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对他提出的这个话题作了进一步的回应,认为饶先生所说的“文化复兴”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因为多年来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渐渐疏远了,现在要重新审视、研究。“文化复兴”不等同于否定现在,也不是重复历史,而是要以当下的视野对传统文化作新的诠释。当中有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即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是有周期性的,而中华文化,当前也到了一个需要向前推进的新周期。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我认为是伦理道德、价值观体系,包括伦理的实践。

饶芃子:说到广东文化强省的软实力,我认为文化的概念很宽泛,其中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最需要去关注和引导的。就我所在的教育领域来说,文学是直接影响人的感官、滋养人的心灵的。着眼未来,广东要做好人才的培育,精神上和伦理道德上的引导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现在提倡的很多理念,包括“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看起来很普通,恰恰是今日社会亟待发扬的。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这是人在生命成长过程中自身的需要。要让青少年有实践传统美德的机会,这就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加以点拨、指导,例如通过文学艺术的陶冶,把人文精神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灵上,让他们随着自己的成长、生根发芽。

伴随着新的移民潮日益加剧,离开故土流散在异乡的包括广东籍作家在内的众多华人作家,借助文学表达自己在异域的情感和经历,已涌现出一批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形成了世界“离散”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学术界也已成为全球化时代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不仅如此,广东作为一个沿海大省,拥有近千年灿烂的海洋文明,现有2000多万粤裔海外华人华侨散居世界各地,许多热心人士对广东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海洋文化和华侨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两张特色“名片”,该如何挖掘、经营好这两大资源,为广东文化走出去服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为此专程赴暨大拜访了饶芃子教授。

广东是最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从1979年就开始。我们和海外华文作家群体的联系比较多,但近几年发现有的国家从事华文创作的年轻作家比较少,年轻的华人特别是华裔,更多从事与科技、商贸有关的工作。

林雄:那么广东的本土文化、土著文化,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我感觉在这个“三位一体”的架构中,它处于相对弱化的位置,这是不是与它本身的界定比较困难有关?外来的文化对广东本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由于地处偏僻,古代交通不便,中原文化来了广东之后反而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和传承,广州话和潮汕话中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古音韵,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而中原腹地离海洋太远,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首站在广东,广东就成了最原始的中原文化和最纯粹的外来文化直接“碰面”的地方。

林雄:您说得非常好!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复兴”,不等于“复古尊孔”,像穿汉服、恢复繁体字这些提议,实际上是把“复兴”的内涵简单化了。真正意义上的“复兴”是核心伦理观、价值观的弘扬,这也是文化软实力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在今天,当社会出现某种意义上道德迷失的时候,这更是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今天中国国力大幅度提升之后,怎样来构建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从传统优秀文化中提炼出最精粹、影响力最大、接受程度最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并加以发扬光大。

饶芃子说到海外华人族群普遍存在的“边缘感”时,林雄称,这让他想到了农民工第二代:“他们想要在城市立足非常艰难,又不愿意再回到乡村,这种心态何尝不是‘两头不到岸’!”饶芃子当场爽朗一笑。

林雄:可以说,在广东,中西文化的交融汇聚是基本没有中断过的,这也使得岭南文化与“纯正厚重”的中原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特征。任何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的,海外华人华侨把广东文化传遍世界,同时也把西方文明的影响带回广东;我想,近代史上广东之所以能涌现出康梁、孙中山等一大批乐于接受外国先进思想熏陶的名人,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这种文化环境的特殊性。

林雄:广东是临海大省,在华侨资源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会点,早在秦代,中原文化便是通过广西的灵渠,经西江流域,进入岭南。虽然这个具体的对接点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海洋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华侨文化是值得我们好好经营的一张文化名片。

饶芃子还在此次对谈中,提到了她致力杏坛50载的种种心得。她说:“身为一名学者,我认为最重要的除了要有激情,还要有责任心和良知,不能占着位子不做事,也不能光做自己的事。”她没有向林雄提到一句有关自己的诉求,而是对学科建设、学生就业等问题操心不已,也令林雄十分感动。

饶芃子:我前两年写过一篇论文《全球化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主要的观点是,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不仅仅有文学上的意义,还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密切的联系。海外华人作家处在中华文化与异族文化相遇的最前沿,在海外的华文作品中,有中华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碰撞、交汇和重叠,既有别于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品,也不同于所在国主流的文学创作。研究这个创作群体及其作品,有助于推动世界汉语文学的整体性认识,从文学的角度为探讨中外文化关系史打开一扇新的窗口,对于探索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也具有特殊价值。

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个人感觉精品力作不够多,还应有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事是人做出来的,人才问题同样值得重视。现在省里出台了许多有利于引进人才的政策,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人才的培养,以及使用好现有人才,做到“人尽其才”。说到文艺创作,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中国视野”的重要性。比如李安的《卧虎藏龙》,取材于一本通俗武侠小说,但他拍出来的影片却很精致,在其中寄托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向往,突出了武德与武功的关系以及主人公李慕白的理想化人格,还有艺术上的“中国意境”。白先勇的《最后的贵族》、《游园惊梦》等作品,始终不离中国传统文化含蓄蕴籍的基调。加拿大华文作家张翎的最新力作《金山》,用细腻、缜密的艺术笔法,描绘出“金山伯”们的血泪人生,再现了近代中国人举步艰难走向世界的历程。

饶芃子:从历史形成的方面来看,我们的本土文化自身就融合了许多外来的因素。我觉得“土著文化”的提法有待商榷,因为岭南本地的“百越文化”与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相比还是很不一样的,很难彻底分清,什么是本真的、原始的地域文化质素,哪些又是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总的说来,岭南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特点就是“拿来主义”,有用的我们就采纳,比较务实。而在今天,我们比过去更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条件,关键是要在吸收各方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自我提升。

林雄:自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就是在东方和西方文明之间徘徊取舍。不论以何为“体”、以何为“用”,都没有真正做到过融合互补、相得益彰。今天,对外来文明究竟采取何种态度,如何弘扬和革新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您认为该如何发挥岭南文化兼采中西的特长,为文化强省建设服务?

1988年我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发现当地华人在日常礼仪、节庆习俗等许多方面基本上是传承了中国民间文化传统;我访问期间刚好是华人过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当地华人社区祭拜仪式十分隆重,在这一天国家政要还专门到华人社区去看望致意。由此我想到,这可能是因为当年华侨祖先漂洋过海,离散在外,很多人出去了就再也没有重返故土,因此这个节日承载着海外华人世代传递的“家乡情结”。而这些民俗在海外的流传过程,其实也是中华文化向外扩散的过程。

饶芃子:从1982年暨南大学召开第一届台湾香港文学讨论会以来,这一领域的拓展已有近30年的历史。此期间两年一届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经举办了15届。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暨南大学正式成立,学会办事机构就设在暨大。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可以说是广东“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品牌,但目前要在学界扩大其影响力,还要重视后继人才的培养。为了加强学科建设,希望有关部门加大扶持力度,重视专业人才的培育和年轻高端人才的引进。